我們認為，作為個體與共同體的城市設計者有不同的利益動機，遵循不同的倫理規范。共同體遵從的是城市設計職業道德規范，以社會公共利益與城市整體利益為指向；作為個體，以經濟學或社會學的觀點，無論是從事技術編制的專業者或是行政部門建設管理者，都首先遵從“理性人”的假設，追逐自身利益。科爾曼以“理性( rationality)行動理論”解釋廣義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動，其假設即為“對于行動者而言，不同的行動有不同的‘效益’，而行動者的行動原則可表述為最大限度獲取效益”。
 
    科爾曼的“理性”或“合目的性”、“效益”或“利益”并不局限于狹窄的經濟含義，“理性人”假設不等同于“經濟人”假設。人的理性行動除了追求經濟效益，還包括社會的、文化的、情感的、政治的目的，甚至包含利他主義價值觀。不可否認的是，就多數城市設計實務工作者而言，對自身具有的“實際功利效益”（包括經濟、名譽、權力等等）往往是更可觀和所欲的。
 
    因而，共同體職業道德對實踐者個體的內心約束，主要依賴于實踐者的自律和道德修養，但個體對職業道德的遵循往往次于對“理性人”的利益追求，譬如“違背規劃原理，迎合頁導；缺乏職業精神，弄虛作假；無視城市整體利益，為開發商代言；甚至出賣公共利益，謀求個人私利”。
 
    簡言之，城市設計者個體的道德實踐是否以職業道德為首要的規范準則，要視其若違反職業道德規范所付出的“成本”與就此可能獲得的“實際與預期益”二者之間的比較結果而定。這是一切社會實踐者個體的“理性人”的自然表現。
 
    對城市設計者的利益動機分析是基于社會學理論的客觀判斷。在當代中國社會特殊語境下，一方面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主要集中在身份倫理和私德、社會公德（包括職業道德）和契約倫理（商品經濟下的行為準則）方面，存在巨大的缺陷；另一方，當前市場化驅動的社會轉型加速既解放思想，在推動倫理思維多向的同時，又損害了人們對道德倫理的認同。市場經濟行為的混亂，社會行為的整體性“失范”已成為社會學界的突出議題，也反映在近年城市規劃行業自身對道德領域問題的諸多批判與檢討。
 
    科爾曼的理性行動理論將“行動者”與其所控制的資源或事件之間的利益關系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系統。科爾曼正是要研究人的理性行動如何受到社會結構的糊約，在結構限制中人們又是如何選擇行動的方式。
 
    在各種關系中，各種行動者擁有不同的權利、資源和利益，依據對某事件后果的預期價值判斷，并依據社會規范，產生（交換）行動，而這一事件的結果取決于各方行動者的“實力”。當前從事技術編制的專業者置身子市場結構中，經濟機制發揮主導作用，專業者的理性行動致使其優先考慮其與項目委托人之間的利益關系，職業．道德作為社會規范（如西方建筑師、規劃師的執業準則），其約束力在于對違反專業者的“禁業”可能。而規劃建設管理者身處行政公共部門組織中，受權威結構和信任結構的制約，管理者的理性行動優先考量權力機制與政治規范，來確保和維系個體的既得和預期行政利益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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